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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今日印度》周刊最新一轮“国民情绪”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印度尚未完全从新冠疫情中复苏，仍面临严峻经济问题，但莫迪依然是当前以及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自2021年8月以来，他的个人支持率不仅韧性十足，甚至还稳步提高。

对于执政水平的终极考验是国民生活得到怎样的关照。在这个问题上莫迪政府的任务并不轻松。但“国民情绪”调查数据显示，民众相信莫迪带领的全国民主联盟最有可能克服这些困难。

《今日印度》周刊2月6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2月12日报道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日报道，一个国际密码破译团队发现并破译了苏格兰女王玛丽用密码书写的一批失传已久的信件，而这些信件导致玛丽在436年前（即1587年2月8日）被斩首。

玛丽·斯图亚特是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她在被伊丽莎白一世囚禁的近20年期间写下这些信件。

在天主教徒眼中，玛丽是英格兰真正的君主。她被她的表妹伊丽莎白一世——国王亨利八世的女儿，信奉新教——囚禁了19年，因为后者担心玛丽威胁到她的王位。在被囚禁期间，玛丽用密码给盟友和同伙写信，试图获得自由并成为女王。

这些信件中的一部分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它们被伊丽莎白一世的秘密特工截获并破译。这些信件被当成玛丽阴谋夺位的证据，导致其被处死。

其他一些信件被认为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法国计算机学家和密码学家乔治·拉斯里、德国钢琴家和音乐教授诺贝特·比尔曼以及日本物理学家和专利专家友清哲（音）组成的团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在线档案中发现了它们。

上述三人利用计算机算法破解了约30%的密码。然后，他们不得不采用人工破译的方法来理解其余内容，其中包括一系列代表某些单词的符号。

拉斯里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说：“这就像解开一个非常大的字谜游戏。大部分精力花在誊抄加密信件（总共有15万个字符）和破译这些密码上——5万字，够写上一本书了。”

大部分失传的信件是写给法国驻英格兰大使米歇尔·德卡斯泰尔诺的，后者是玛丽的支持者。玛丽在信中提到了囚禁条件，抱怨她糟糕的健康状况以及她和伊丽莎白一世就释放她进行的谈判。她认为伊丽莎白并不真的想释放她。

拉斯里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只提供了对这些信件的初步释义和总结。历史学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玛丽被囚禁的那段岁月。”

这项研究发表在同行评审期刊《密码学》杂志上。论文详细介绍了这些信件是如何被发现的，以及研究团队在破译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些密码专家说，玛丽书写的信件可能还有一部分尚未被发现。（编译/杨雪蕾）

参考消息网2月11日报道 据巴基斯坦媒体5日报道，现年79岁的前总统穆沙拉夫因长期患病在迪拜的医院去世。英国《卫报》网站报道称，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在所有形形色色的领导人当中，没有谁比在1999年10月的不流血政变中夺权的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引发更多的国内外意见分歧。

以下为《卫报》网站文章《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讣告》的报道内容：

军政生涯毁誉参半

穆沙拉夫毁誉参半。他留下的遗产肯定会加剧巴基斯坦1947年成立以来一直困扰该国的不确定性。对他的许多批评者来说，这位将军是该国一连串冷酷军事统治者的典型代表，他们安抚伊斯兰武装分子，压制反对军事统治的世俗政党的野心。

在其他人看来，他是有远见之人，为巴基斯坦带来了最大的希望，按照他的说法，让巴基斯坦重新成为“开明温和”的灯塔以及满足现代化要求的穆斯林国家的典范。

然而，穆沙拉夫在本国以外的地方赢得了最大赞誉。在美国，他被称赞为乔治·W·布什总统“最好的朋友”，而事实上，正是因为布什政府，穆沙拉夫才得以重新成为受人尊敬的四星将军，一举帮助巴基斯坦跃升为“反恐战争”关键的“前线”国家。

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出了名难以驾驭的国家的务实而精明的统治者。

他还以熟谙双面政治著称，这使他得以平安渡过巴基斯坦多舛历史上一个最引人关注的时期。

“9·11”事件后，穆沙拉夫以巴基斯坦的温和面孔亮相。而在那之前，他最出名的是对印度的敌对态度，以及策划巴基斯坦1999年5月在卡吉尔的灾难性军事冒险行动，此次行动把这两个拥核对手推向危险对抗的边缘。后来，他因2006年大胆尝试与印度就克什米尔问题达成和解而赢得赞誉。

“你不会招惹的硬汉”

穆沙拉夫对印度的压倒性关注既基于他的个人背景，也基于军事考量。穆沙拉夫出生在德里的一个中下层家庭，母亲泽林是打字员和教师，父亲赛义德·穆沙拉夫·乌丁后来在巴基斯坦外交部担任中层官员。他回忆说，他最早的记忆是1947年独立后，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在印度次大陆分治后被杀害或流离失所。

事实证明，他的家人移居卡拉奇是个艰难的过渡。穆沙拉夫一家讲乌尔都语，很清楚自己的外来者身份（只有不到10%的巴基斯坦人把乌尔都语作为母语）。他在与周边环境的冲突中以及对印度的反对态度中形成了自己的身份特性（如同其他许多移民一样，他们被称为穆哈吉尔人）。

幸运的是，穆沙拉夫相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父母为他提供了放宽眼界的可能性。他的父母1949年在巴基斯坦驻安卡拉大使馆任职。据说年轻的穆沙拉夫在那里掌握了土耳其语，同时开始赞赏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提出的与世俗倾向合一的穆斯林身份特性的构想。

七年后，他和全家回到巴基斯坦。1961年，尽管穆沙拉夫的学习成绩中等，但先后在卡拉奇的圣帕特里克罗马天主教学校和拉合尔的福尔曼基督教学院学习，后来又获得了在精英的卡库尔巴基斯坦军事学院就读的名额。不久后，在1965年，他作为军官参加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

在前线经历的激励下，他第二年加入了陆军首屈一指的突击队（即特勤团），从而形成了一种持久的自我形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你不会招惹的硬汉”。平步青云的军旅生涯满足了他的这种自信以及对冒险和西式牛仔靴的爱好。

务实精明的政治强人

穆沙拉夫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再次参加战斗，1995年擢升为陆军精锐的突击队的指挥官，然后于1998年成为陆军参谋长。任命他的是纳瓦兹·谢里夫总理，而穆沙拉夫于次年在戏剧性的情况下将纳瓦兹·谢里夫赶下了台。

这种情况缘于谢里夫欠考虑地拒绝穆沙拉夫的飞机在卡拉奇降落，从而试图解除其职务。谢里夫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挫败穆沙拉夫策划的政变。这种说法缺乏证据，但毫无疑问，自从卡吉尔的冒险行动失败以来，两人之间的分歧扩大，谢里夫认为穆沙拉夫要对此负责。

然而，穆沙拉夫非但没有前往其他地方避险，反而集结军队、确保安全降落并且夺取了权力。穆沙拉夫比大多数人更了解政治的本质。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9·11”事件后，他决定放弃巴基斯坦长期以来对塔利班的支持态度。2004年，他再次体现了这一点，大张旗鼓地努力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恢复友好关系。这两个决定都表明了他在收买人心的同时顺应国际压力的天赋，但也显示了为这些逆转索取高价的坚定决心，确保巴基斯坦成为国际（尤其是美国）援助的受益者之一。

穆沙拉夫说，自“9·11”事件以来，巴基斯坦“获得了巨额赏金”，证据是从2001年9月到2008年，巴基斯坦获得了近100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其中大部分援助给了军方。

盟友抛弃流亡海外

穆沙拉夫大谈自己的自由派资历。然而，此类说法并不能化解他同时担任总统和陆军参谋长这双重职务存在的矛盾。尽管他2002年试图通过全民公决使自己的总统职位正式化，并且在2004年赢得了一个选举过程存疑的议会的支持，但他决定保留陆军参谋长一职的决定招致各个政治派别的批评。

但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威胁来自对他与美国结盟感到愤怒的伊斯兰好战组织。他们多次试图暗杀他，并且成功地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发起了对他治下政府的暴力抵抗活动。他们最后一次试图把他赶下台是在2007年。

尽管穆沙拉夫摆脱了这些威胁，但他的政治支持迅速减少。自由派曾经支持他，认为他是该国对抗悄然抬头的塔利班的最佳人选，如今却对他试图解除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职务的做法感到愤怒，大举抛弃了他。这位首席大法官曾挺身而出对抗他的权威，大法官遭到解职引发了律师们的抗议活动以及他们在2007年的“长征”。

更不妙的是，有迹象表明，如果穆沙拉夫没有展现出控制塔利班和加紧追剿“基地”组织的更大决心，美国就不愿再保障他的生命。正是因为这些事态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所以迫使穆沙拉夫最终同意在2007年与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贝娜齐尔·布托会谈。但事实证明为时过晚。

布托当年12月遭暗杀，加速了穆沙拉夫的政治覆灭。次年举行的大选使布托的人民党重新掌权，导致穆沙拉夫最终在2008年8月下台。穆沙拉夫失去了高级职务的保护，面临从严重叛国罪到密谋暗杀布托等一系列法庭指控，他逃往国外，长期流亡伦敦和迪拜。

回归失败再次流亡

这一时期，穆沙拉夫得到了丰厚报酬，据说演讲收费超过20万美元。

穆沙拉夫在2013年重返巴基斯坦，重启政治生涯并且竞选总统。但是，在对他的到来反应冷淡的同时，对他的诉讼程序重新启动，他被禁止参选和离开这个国家。

三年后，穆沙拉夫再次展示了军队的力量，以需要接受背部手术为借口，获准逃离巴基斯坦。

穆沙拉夫2016年再次流亡迪拜，被宣布为逃犯。据说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因为一种罕见疾病损害了他的神经系统，但批评者指责他捏造了“危及生命的”疾病，以避免出庭面对严重叛国罪指控——2019年12月，他因此被缺席判处死刑。拉合尔高等法院在次月宣布这一判决无效。

他去世时，军方和政治机构立即表示哀悼，并且批准将他的遗体空运到巴基斯坦安葬。

外交政策获得赞誉

据路透社报道，穆沙拉夫在1999年通过不流血的政变夺取政权后统治了巴基斯坦近十年，他见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试图在这个穆斯林国家引入社会自由价值观。

在执政初期，穆沙拉夫的改革努力赢得了国际赞誉，他推动立法保护妇女权利，并首次允许私人新闻频道运营。

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他对雪茄和进口威士忌的嗜好以及呼吁穆斯林采取“开明温和”的生活方式增加了他在西方的吸引力。

在外交政策的其他领域，穆沙拉夫试图使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2002年的一次地区峰会上，也就是在对印度发动军事行动不到三年后，穆沙拉夫在演讲结束后，突然走向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与之握手并提出要和谈，此举震惊了世界。

分析人士说，克什米尔问题——这仍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最激烈的争论点——在穆沙拉夫时代曾几近解决。但和平进程在他统治结束后不久就遭破坏。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穆沙拉夫统治期间，外国投资蓬勃发展，巴基斯坦的年经济增长率高达7.5%——这仍然是近30年里的最高水平。

参考消息网2月11日报道 综合新加坡8视界新闻网站、台湾《今周刊》、台湾中时新闻网等报道，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2月5日圆寂，享耆寿97岁。

星云出家80多年，弘扬佛法、建寺办学，40岁在高雄开创佛光山，一生致力于将佛教文化推广至世界各国，影响力举足轻重，为台湾佛教重要领袖人物。

星云大师曾指出，人生只有短暂数十年，因此要把它扩展到极致，为社会、人间作贡献，从精神意义上到达“人生300岁”，这也成了他一生都在信守的承诺。

他认为，假如一个人能活到80岁，扣除前面求学准备的20年，等于有60年可以付出，如能发挥高效率一人做五个人的事情，60年下来，等于就在精神意义上到达人生300岁。

倾尽全力支持教育

释星云于1927年8月19日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今扬州市），俗名李国深，童年即出家，法名今觉，法号悟彻，自号星云，笔名赵无任，是汉传佛教比丘及学者，为临济宗第48代传人，1949年初迁居台湾。

他是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的创办人、世界佛教徒友谊会荣誉会长，曾主编《人生》月刊、《今日佛教》和《觉世》旬刊等佛教刊物，提倡“人间佛教”。

1985年卸下佛光山宗长一职，之后1992年创办国际佛光会，国际佛光会于2003年起被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列为正式成员。

1949年星云大师到台湾后，感于台湾佛教教育积弱不振，决定仿照大陆名山古刹的规制，创建一座丛林道场，同时为培育僧伽人才，1965年在高雄创办寿山佛学院。

寿山佛学院后因学生人数增多，场地不敷使用，星云大师于1967年在高雄开山奠基，定名“佛光山”，并将寿山佛学院迁回。

出身穷苦家庭的星云大师深刻体会教育的重要性，1956年在宜兰创立佛教第一间幼儿园“慈爱幼儿园”，至今佛光山于全世界建立16所佛学院，并在四个国家创立五所大学，还有多所中小学，为海内外打造完整教育体系。

星云大师生前勤勉，“无一时懈怠”是诸多弟子对星云的印象，星云生前每天口述写书，记忆力超群，对近代佛教史如数家珍，并勤练一笔字，靠着卖“一笔字”墨宝筹款建佛馆。

2008年，星云大师成立“公益信托星云大师教育基金”，鼓励杰出、具创意、有爱心的教师。2012年6月成立“星云教育奖”，发掘人师典范，弘扬师道。

疾病当友看淡生死

1967年佛光山开山后，他即确诊糖尿病，但他曾说过要把疾病当朋友，“疾病来临的时候，你不必太畏惧它，可以把它当作朋友，互相尊重，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疾病和身体也会共存共荣的”。

星云大师晚年外出行动几乎都靠轮椅代步，甚至双眼都看不清，但星云的意志力坚定，他曾告诉医疗团队说“出家人不怕死”。

看淡生死的星云大师“本想活到80岁就好”，并在85岁就预立遗嘱，并将之命为“真诚的告白”，他自认空无一物，属于佛光山的资产他都不要，连书写的稿费也全捐。

对于人生的最后，星云大师说“我没有舍利子”，要求各种繁文缛节一概全免，只要大家心中有人间佛教、时时奉行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一生期盼两岸和平

星云大师生前一直致力推动两岸交流。他曾接受传媒采访时说：“我一以贯之的心愿就是两岸和平。我想对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对于两岸关系，星云曾言，自己反对“台独”，正因生逢乱世，对生灵涂炭的痛苦心有戚戚焉，所以他主张两岸和平，因为战争后果不堪设想。

星云指出，他一生爱中国、爱台湾、爱中华文化，希望台湾本土派的人士，不要过于歧视外省人；他表示，“难道大家的祖宗先辈不是渡海来台的中国人吗？‘两岸一家亲’，难道能否认这种同根同源的事实吗？”

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今忆及十多年前与星云素斋谈禅的过往，当时星云提到两岸只要有“爱”即能和平，这句话让他始终铭记在心。

在两岸和平上，他谨记星云“慈悲与爱没有敌人、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互换立场，大家互相尊重、包容、谅解，向前看、不看过去，一同从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为中华的未来努力”的勉励，更铭记星云所述：两岸同根同源，要“和解”是全华人的希望，两岸只要一个“爱”字，即能和平。

2014年，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率团访陆，星云也在访问团队中。星云曾在大陆表示，“中国梦”带给中国更伟大、富强的发展，令人激赏。

参考消息网2月10日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近日刊发题为《所以你想买一个大使职位吗？》的文章，作者是罗比·格雷默。全文摘编如下：

你想当美国大使吗？一般来说，有两个途径可以做到。

一是从事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工作，获得很多很多与外交事务相关的经验；二是有钱，很多很多钱。

竞选总统实在耗资巨大，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需要庞大的筹款机器，来为越来越昂贵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现代共和党政府和民主党政府都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即总统把好的大使职位委派给财力雄厚的竞选活动捐款人，这些人为胜出的总统候选人直接捐款或帮助筹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

历届美国政府辩称，这些捐款人大使具备必要的技能和经验。

批评这种做法的人士（包括前高级职业外交官）认为，这是一种“腐败”。

美国总统拜登延续了指定超级政治捐款人出任大使的趋势。

但是，向竞选活动金主提供大使职位的做法在其他西方国家闻所未闻，在美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因为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美国正在逐渐失去作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的地位。捐款者得到驻西欧、南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大使的美差，而职业外交官则常常被派往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或中亚等“不太好”的地方当大使。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只关注每位大使在2017年至2020年竞选周期直接向民主党人或拜登竞选团队捐款的已确认金额。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美国政治体系中竞选捐款错综复杂，在某些情况下很难评估某个人到底捐了多少钱。

与所有美国政府一样，拜登政府坚称它不“卖”大使职位，而是让合适的人担任合适的驻外职务。

被拜登挑选担任大使的有近24人恰好为民主党的事业筹集或捐赠了很多钱。如果你想给拜登时代的一个大使职位打上价码，请来看一下行情。

根据新闻报道和来自“公开的秘密”网站的竞选活动捐款数据，拜登政府的驻瑞士大使斯科特·米勒和他的伴侣在2020年向帮助拜登当选的基金会捐赠了36.5万美元，米勒本人则在2017年至2020年间直接向民主党人和拜登的竞选团队捐赠了5.42万美元。

不过，自2010年以来，米勒和他的伴侣总共向民主党候选人和民主党的事业捐款约360万美元。米勒曾担任设在丹佛的瑞银财富管理公司副总裁。他和他的伴侣蒂姆·吉尔也是性少数群体权益活动人士和慈善家。2016年，他们捐出大约110万美元，帮助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参选。2021年12月，米勒被确认为拜登政府的驻瑞士大使。白宫发言人说，米勒“在促进性少数群体权益和慈善方面的职业生涯”是他被提名为大使的一个因素。

拜登任命民主党的长期金主、前美国驻法国大使简·哈特利担任美国驻英国大使。根据来自“公开的秘密”网站的数据，哈特利在2017年至2020年竞选周期向民主党人捐款64.578万美元，并在同一时期专门向拜登捐款1.12万美元。但这些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哈特利向整个民主党捐赠或捆绑捐赠了多少钱。据报道，哈特利在2007年至2012年间为奥巴马的竞选活动筹集了约220万美元，拜登在这一期间担任副总统。

戴维·科恩是康卡斯特公司前高管、说客，费城政治和慈善圈的常客。根据来自“公开的秘密”网站的数据，在2017年至2020年竞选周期，他向民主党人和拜登捐款51.4378万美元。

不过，这个数字只是最低限度，并非天花板，因为科恩被列入拜登2020年竞选活动前800位捐款者名单，这些捐款者是为拜登的总统竞选活动帮助筹集至少10万美元的个人。目前还不清楚他还为拜登捆绑捐赠了多少钱。

梅格·惠特曼是前企业高管，曾被评为世界上100位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她目前担任拜登政府驻肯尼亚大使。肯尼亚被认为是非洲经济上最强大、外交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惠特曼是亿贝公司和惠普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曾是共和党捐款人，并在2010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但她在拒绝承认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之后，转而支持民主党人。2020年，惠特曼向名为“拜登胜利基金会”的联合筹款委员会捐款50万美元。另外，她在2017年至2020年竞选周期直接向民主党人和拜登捐款41.7599万美元。

拜登挑选达拉斯著名律师马克·斯坦利担任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据《达拉斯晨报》报道，斯坦利和他的妻子在过去20年里向民主党的事业捐赠了至少150万美元。他还通过筹款活动和竞选活动捆绑捐款的方式，为拜登和其他民主党候选人充当重要的政治筹款人。斯坦利还领导了拜登2020年竞选团队的一个分支，帮助组织律师为拜登的竞选活动捐赠法律服务。在2017年至2020年竞选周期，斯坦利向民主党直接捐款14.863万美元。

参考消息网2月10日报道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刊发题为《华盛顿错综复杂的涉密文件分级管理系统是什么样子的，竟让特朗普、拜登和彭斯纷纷吃瘪？》的文章，作者是古斯塔沃·谢拉。全文摘编如下：

这一切始于司法系统对特朗普启动诉讼程序，后者一年来拒绝交出涉密文件。他把文件藏在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他的律师最终交出了15个箱子，但保留了数量不详的文件，特朗普认为它们属于“私人财产”。

拜登总统不遗余力地批评他的前任，但他位于特拉华州的家中被发现多份涉密文件。几天后，第二次搜查又发现了一批密件。前副总统彭斯出面批评现任总统，直到他家里也被发现一批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密件。他们三人正在接受调查。拜登和彭斯与特朗普的区别在于，前两者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后者则坚持认为这些文件归他所有。

现在，他们三人被困在一个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后果的法律迷宫中。

2000人负责进行分类

1978年的《总统档案法》规定，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须将他们所有的电子邮件、信件和其他工作文件移交给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从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上任开始，《总统档案法》就将总统官方档案的法律所有权从私人转为公共。该法律还适用于副总统的档案。任期届满之后，涉密文件无论密级高低都必须移交给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而那些被认定为总统历史资料的则被送往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在规定时间后，解密文件可以公开获得，但其他大量文件数十年来一直处于隐秘状态。

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的情报和保密工作始于1774年，从那时起，各届政府延续这项工作，并积累了海量的涉密文件。据估计，去年约有9000万份文件进入该系统，相当于每秒钟3份文件。

负责储存这些文件的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一位官员称，该系统的规模是无法控制的。访问权限有多个级别，文件分类也有多个层级。

华盛顿约有2000名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将归档文件按照安全级别进行分类。他们据称是最高级别的情报人员和律师，因而有权获取海量信息。他们决定着一份文件是否需要安全许可。涉密文件分为三个等级：从最低的“秘密”到“机密”再到“绝密”。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文件可以回到需要它们的官员手中，但前提是具备相应权限。总统和副总统的访问权限几乎不受限制。但和所有其他官员一样，他们要遵守不得将其带回住所的禁令，而这正是唐纳德·特朗普、乔·拜登和迈克·彭斯“忘记”做的事情。

据估计，美国有130万人拥有接触这些秘密的权限。然而，这些官员只能接触到“非军事”情报。发自五角大楼和安全机构的情报受到高度限制，保密级别也更高。

“蓄意”藏匿将受重罚

此外，《反间谍法》禁止美国官员在未经授权和不安全的地方保存涉密文件。显然，这包括卸任公职后将涉密文件搬到私人住所的情况。任何蓄意藏匿或销毁官方文件的人，“将被判处罚款和最高三年的监禁，并被取消担任和当选公职的资格”。但在此之前，司法部门必须确定是否“蓄意”为之，而依据掌握在白宫手中。拜登的特别法律顾问理查德·索伯说，他相信新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许的调查将证明，在现任总统的一处住所和一间私人办公室发现的涉密文件“是无意间放错了地方”。彭斯的律师团队也用了同样的理由。

特朗普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注意到文件丢失，特朗普拒绝归还这些文件，而其中不少被归为“绝密”等级。司法部称，这些文件很可能被提前藏匿起来并转移出去。因此，特朗普还面临是否妨碍司法的调查。美国法律规定，“通过销毁、伪造或藏匿文件妨碍联邦调查”的最高刑罚为20年监禁。

前高级官员占有涉密文件——拜登一案可追溯至他担任副总统期间——正在引起人们对华盛顿的分类和保密工作问题的反思。一名议员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们正在研究“技术解决方案”。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报道，两个骗子酝酿了十多年的诈骗阴谋，骗取“飞人”博尔特上千万美元。

据报道，案件调查指向两名男子：杰弗里·科巴姆和休·克罗斯克里。前者是一名牙买加银行家，后者是位股票和证券有限公司（SSL）的创始人。他们是一个诈骗团伙的头目，通过这家企业从40名“客户”那里诈骗超过12亿美元，包括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尤塞恩·博尔特。博尔特的账户余额从1270万美元变为仅剩1.2万美元。这起案件甚至牵涉到了牙买加现任总理安德鲁·霍尔尼斯。

这家股票和证券有限公司位于牙买加金斯敦的一座棕榈树环绕的两层小木屋，科巴姆已经领导SSL公司多年，而克罗斯克里是加勒比金融界的资深人士，他于1973年创立了这家公司。科巴姆和克罗斯克里迄今均未就这一丑闻发声，但这家公司已经开始从其网站上删除他们两人的名字。

到目前为止，唯一站出来发声的是克罗斯克里的儿子马克·克罗斯克里，他于2007年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公司的控制权。他声称自己与博尔特被诈骗一案无关，因为他从5年前开始已不再为SSL公司工作。他称自己于2018年3月离职，此后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在该公司任职期间从未发现该公司有任何诈骗活动。因此，有关SSL涉嫌诈骗的问题与我无关，”马克·克罗斯克里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牙买加人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现在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专门从事本国的股票投资。

在掌舵SSL的近11年中，马克·克罗斯克里主要与高净值客户打交道。2016年2月，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曾动用他在SSL的股票账户资金在该国首都的富人区购买豪宅，当时马克·克罗斯克里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当博尔特还是叱咤田坛的风云人物时，他不会想到自己委托管理其部分财产多年的财务顾问在几年后会背叛他。

2019年4月2日，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一场商业活动中，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与“摩的”展开速度角逐，并最终胜出。（新华社/法新）

“和所有牙买加人一样，我对SSL公司涉嫌犯下的邪恶欺诈罪行感到震惊，并感到强烈的愤慨和厌恶，此案是当前公众议论和焦虑的根源，”牙买加财政与公共服务部长奈杰尔·克拉克说。在这个拥有280多万人口的加勒比小国，“闪电”博尔特是一个完美的偶像。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案件的消息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编译/田策）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6日刊发题为《我看了美国历史的幕后，这是我的发现》的文章，作者是卡洛斯·洛萨达。全文摘编如下：

一种误解得有多么牢固和普遍才算彻头彻尾的神话？不容置疑的揭穿和相互矛盾的解释有何区别？谁有资格或谁没有资格去颠覆一个神话？

我在阅读《美国神话：历史学家挑战关于过去的最大传奇和谎言》一书时，这些问题频频出现。

这部本月出版的文集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凯文·克鲁泽和朱利安·泽利泽共同编辑。编者称，它在有关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长期公开讨论中是一种“干预”，对破除神话这个类别做出权威而恰当的贡献：“权威”在于文章的质量和文集的广度；“恰当”在于仅在一本书中就体现出了神话这种形式的种种可能和缺陷。当你在短时间内接连对峙这么多神话，支撑这种努力的价值观就变得更加鲜明，尽管神话本身的价值可能变得模糊。我们所有的民族妄想都应予以揭露，但我不确定这些妄想是否都应被消除。有些神话难道就没有某种合理的用处吗？

破除陈腐臆断

《美国神话》的几位撰稿人成功破除有关自己笔下主题的陈腐臆断。埃默里大学的卡罗尔·安德森驳斥了美国选举中存在广泛选民欺诈现象的顽固说法，而且展示了声称捍卫选举公正性的政客和活动人士如何常常试图把某些选民排除在民主程序之外。西北大学的丹尼尔·伊默瓦尔驳斥了美国历来缺乏帝国野心的观点。他提出，从领土、部落民族和海外基地等方面来看，美国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帝国，正如美国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这部文集就在国家政治话语中使用历史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修正主义历史”一词不应成为一种诋毁。克鲁泽和泽利泽写道：“所有好的历史作品从核心上说都是‘修正主义’的，因为它利用档案或历史学家的新发现来提升、完善——没错，还有修正——我们对过去的理解。”然而，这种修正主义的冲动有时会让这种神话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感觉是强行为之，成为作者讨论感兴趣话题的借口。

克鲁泽在有关南方战略历史的章节中承认，“直到最近，才有保守派的支持者质疑这段得到公认的历史”。“南方战略”指的是，随着民主党越来越积极地支持民权，共和党蓄意拉拢南方白人支持自己。这种单独挑出保守派的做法并非偶然。克鲁泽和泽利泽在引言中提出，右翼媒体平台的壮大和共和党越来越不“相信真相”催生了神话制造的热潮。他们写道：“因此，努力重塑有关美国历史的叙事成为整个保守派运动的主题，尤其是特朗普政府。”

易被时代裹挟

该书编者指出，存在一些超越党派或意识形态的两党神话，但《美国神话》一书涵盖的神话绝大多数都源自或存在于右翼。在这部20章、300多页、跨越数百年美国历史和公共话语的分析报告中，这种强调引人注目。美国的左翼激进分子和政客难道从来没有构建和传播证实自我的美国故事吗？如果这种自由主义的无辜真实存在，那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它可能也需要被揭穿。

两党政客通常都支持的一个两党神话是美国的初始神话：美国例外论。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位历史学家戴维·贝尔在讨论这个问题的章节中有时对这个词不以为然。他写道：“在某种意义上，大多数国家都可以视为例外。”贝尔提出，如今，这个词通常用作国家文化战争中的“大棒”，被纽特·金里奇这些政客推而广之：金里奇一直称赞美国是“历史上最为独特的文明”，并且抨击任何不信奉这个概念的人。

《美国神话》的其他撰稿人更愿意留意过去的第一印象。泽利泽的章节最大限度地贬低里根总统任期的变革性影响，哀叹“‘里根革命’重塑美国政治这种提法如何一直占据国家话语的中心”，尽管它“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描述，不如说是一个政治话题”。泽利泽回顾了1989年里根卸任几个月后出版的一部历史学家文集。该文集提出，里根1980年的胜利是“新政时代的终结”。泽利泽毫不犹豫地对自己的同行做出评判。他写道：“就连一批历史学家也被那个时刻裹挟了。”

在这个问题上，接近一个较早的历史时代让观察者容易产生短暂的激情而非卓越的洞察。如果是这样，或许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后不久发表的美国神话文集也有可能被自己所处的时刻所裹挟。

蓄意制造“神话”

泽利泽写道，“革命的里根时代”这种概念不是自发产生，而是“出自明确的政治战略”，这种战略旨在夸大保守派的力量和自由主义的弱点。这是《美国神话》又一个反复得出的结论——我们的许多国家神话不是善意误解的产物，也不是随时间推移而根深蒂固的天然分歧的观点，而是蓄意编造的神话。“自由企业与更广泛的美国自由密不可分、投票舞弊无处不在和女权运动反对家庭”这些观念——在这部论述文集中，它们都是右翼出于邪恶目的散播或夸大的神话。

但贝尔在他有关美国例外论的文章中顺带提到一个在某种程度上颠覆《美国神话》的想法，这种想法使这本书有别于一般的神话破除作品。在叙述完美国的例外性如何一直用来为美国在国内外的侵略行为作辩解之后，贝尔提出，例外论“也凸显美国人认为自己具备的最佳品质和道德职责，给他们提供一个努力践行的标准”。

贝尔并非暗示对美国例外论的信仰今天发挥着后一种作用；相反，这个词的政治化使它变得空洞而毫无意义。他写道：“仅仅认为自己是出类拔萃的，对于激励美国人真正做到卓越几乎无济于事。”尽管如此，贝尔还是在这里打开一扇门，哪怕只是露出一道门缝。民族神话有时不只是为了卑劣的党派目的而散布的阴谋论和自私的谎言，它们也可以给人以鼓舞。

《美国神话》的作者和编辑们不遗余力地诋毁谎言，揭露失望，他们也应该这样做。把神话作为理想来重新定义，这可以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却不仅是他们的任务。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2022年12月18日刊发题为《弗朗西斯·福山隐秘的后现代激进主义》的文章，作者是北马其顿富布赖特学者布莱克·史密斯。全文摘编如下：

在出版的最新著作《自由主义及其招致的不满》中，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的“优点”必须得到“清晰的阐述与赞美”。这样的要求令人感到好奇。30多年来，福山一直是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一再以各种各样的文字阐明这样一点，即自由民主是现有的最佳治理形式。

美政客不信任“民主进程”

福山在这本书中让自己以倡导者而不是学者或哲学家的形象示人。在他看来，通过为某种政治体制唱赞歌来影响舆论不仅是合理、可以公开承认的目标，也是他因为其他政治思想家和活动人士抛弃这一目标而对他们提出批评的地方。

他责怪美国的保守派和进步派都越来越不信任“民主进程”，也就是说，通过话语来影响舆论。双方似乎都没有能力或兴趣去尝试达成拥有“广泛社会共识”的议程版本，从而利用传统民主手段——针对普通民众需求并得到政治行动证明的有感染力的言辞——来迎合大多数同胞的物质利益和价值观。

这似乎让福山不仅感到遗憾，而且可怕地回想起导致苏联解体的政治僵局。他在1989年的文章《答复我的批评者》中提出，苏联在当时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正在见证社会秩序的全面崩塌和精英“道德权威”的丧失，这首先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政治体制失去信心。如果认为福山说这番话是在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对手的倒台幸灾乐祸，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他当时而且如今依然在担心的是，如果精英和普通民众失去对历史朝着胜利方向迈进所抱有的希望，而且如果知识分子不去承担证明这种希望正确的使命，那么美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

“现代思想僵局”难突破

正如服从性和优越性取得的平衡所表明的，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民主的阶段，现代思想却陷入僵局，无法对最顺应人们内心深处欲望的治理形式形成理性的辩护。

福山的结论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所预见的这种“现代思想僵局”无法被他们在当代的任何一个后人所突破。自由民主虽然是最好的治理形式，却没有哪个有学识的捍卫者能够让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与诋毁者相信，的确存在一种可以作为不同政治体制之间比较基础的超越历史的人性。福山认为，支持者所能采取的最佳行动就是寄希望于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事情会继续一如既往地呈现”，朝着有利于自由民主稳定的方向发展。

换句话说，关于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观点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信念，是反复灌输给无法克服“现代思想僵局”、无法理解人性中的普遍性与政治维度的人的。它不是真的如此，而是出于非理性原因抱持的一种信念，引导抱持这种信念的人以理性的方式行动。既然自由民主不能基于人们对人性的理解，那么它就必须基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建立在一套足够真实、看上去可信的信念基础上，那就是历史会像人们一直以来所经历的那样以进步的方式逐渐展开。

令人不安的是，这意味着美国的政治体制要取决于美国右翼和左翼都在抛弃的福山口中的“民主进程”，或者换句话说，依靠形成“共识”的可能性。

呼吁国家认同收效甚微

福山与新保守主义运动决裂，而此前他被认为属于这一阵营。他还开始了政治上的蜕变，这似乎让他无法触及对他的具体建议和广泛世界观持认同态度的决策者。

他提醒说，美国的政治已经变得如此势不两立、如此反民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人越来越无法通过共同的国家身份来确保人类对“尊严”的基本需求。

福山要求右翼和左翼的文化斗士都要保持适度，并呼吁形成一种爱国伦理，承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是私人生活及公共生活领域的宽容度、多元化及舒适度的必要前提。这些呼吁一直收效甚微，就像他此前就伊拉克战争发出的警告。

福山认为，美国公民需要将本国政治体制视为承载着要生存下去这一历史目标的载体，而美国领导人反过来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论和政策让公民有充分的理由去树立这样的信心。但是，要让自由民主长久存在下去，人们还需要另一种信心，要相信言论创造的可能。

也就是说，人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心仰仗对民主言论抱有的更基本的信心，这种讲话模式正是福山哀叹当今美国政坛奇缺的东西。他感到遗憾的是，政客们放弃了这样的做法，转而迎合激进的民意基础，而不是去达成可能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共识”。然而，福山自己的言论现在似乎没有特定的听众。自由民主陷入的困境被理解为越来越不信任政治言论所创造的可能，不管新闻标题说得多么让人欣慰，这种困境都是极其糟糕的，而福山在这个问题上尽管貌似乐观，却还是告诫说，可能要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人们对历史的信心，进而还有对他们的治理形式的信心。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俄罗斯报》1月10日刊发题为《苏联伯爵：140年前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诞生》的文章，作者为俄罗斯作家、文学评论家帕维尔·巴辛斯基。全文摘编如下：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拥有高超的艺术天分，同时又能在任何一种政治形势中左右逢源。我们和他的传记作者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就“红色伯爵”的复杂性格做了交流。2008年，瓦尔拉莫夫为“优秀人物”系列丛书撰写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传记面世，并因此获得“巨著奖”。俄罗斯最大的出版商之一AST出版社计划今年2月再版这部传记。

经历波折终获伯爵身份

帕维尔·巴辛斯基问：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姓氏和爵位对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文学事业及其个人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若以阿列克谢·博斯特罗姆的身份进军文坛，且没有伯爵尊号，将有天壤之别。那他事实上究竟是谁：是博斯特罗姆，还是托尔斯泰？是伯爵的后代，还是萨马拉州一个普通地主的儿子？

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答：姓氏和爵位决定了他的命运——这是事实。但他从未用过博斯特罗姆这个姓，很长一段时间他根本没有任何证件。他不过是伏尔加河左岸草原上一个偏僻庄园里长大的男孩，有趣又可爱，和男孩们一起玩耍，在庄园里为他的父母打打下手，对这个家庭的戏剧性过往和他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正值青春期，他突然发现自己是伯爵，而且不仅仅是伯爵，还是托尔斯泰伯爵！之所以发现这一点，是因为母亲终于开始关心儿子的学习问题，为他备齐证明送去学校读书。在此之前，他有家庭教师。这一切立刻变样了。

问：在沙皇俄国，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应该受洗，并领取相关证件，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出生证，那里标明母亲和父亲的名字。未来的托尔斯泰伯爵的母亲是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夫娜，娘家姓是屠格涅娃，是十二月党人尼古拉·屠格涅夫的侄孙女。她嫁给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托尔斯泰伯爵，但又离开了他，看来她的丈夫不太讨人喜欢。她逃到萨马拉地主阿列克谢·阿波洛诺维奇·博斯特罗姆身边，与他同居时生下阿列克谢，并冠以新丈夫之名。那么官方认为这个出生的男孩是谁呢？是博斯特罗姆家的吗？那他怎么会在长大后突然变成托尔斯泰？

答：出生证明上登记的就是托尔斯泰，但仅凭这份文件无法进入中学读书，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贵族需要一张贵族证书，而这需要贵族议会的同意和伯爵本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托尔斯泰的同意。母亲不愿与前夫交流，决定就用托尔斯泰这个姓氏，不要伯爵爵位。然而，这行不通：在沙皇俄国，如果你是托尔斯泰，那你肯定是伯爵。一切又都落在亲生父亲身上。他对妻子的抛弃耿耿于怀，不愿认他的儿子。既然亲生父亲拒绝了，母亲就想用博斯特罗姆的姓氏登记。但阿列克谢·阿波洛诺维奇并不是贵族，而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夫娜认为她的儿子还是做伯爵更好。估计他本人也是这么想的。根据作家马克·阿尔达诺夫的回忆，阿廖沙（阿列克谢的昵称）去找过他父亲，但父亲不想见他。直到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去世后，情况才发生变化。

有平民生活经验的贵族

问：《金钥匙》是写给孩子们的童话还是对白银时代，尤其是布洛克、别雷、沃洛申及其他象征派作家的模仿？

答：当然，两者都有，这是它的成功之处。孩子们喜欢，成年人也觉得有趣，有值得思考的东西。托尔斯泰与20世纪初那个美妙时代有着复杂的关系，他在这部最著名、堪称不朽的作品中机智大胆地玩弄了一把。里面有各种各样丰富的文学猜想，比如谁是布拉蒂诺，谁是皮埃罗，谁是马尔维娜，谁是木偶戏团老板卡拉巴斯-巴拉巴斯。例如，通常认为，老板的原型是导演梅耶霍尔德，而卡洛老爹指的是卡尔·马克思。围绕布拉蒂诺的长鼻子也制造出大量诙谐生动的段子，像愚人国等。

问：他并非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伯爵称号和姓氏。但这是为什么？这对他的文学生涯助了一臂之力，还是造成严重困扰，尤其是在苏联。

答：首先，他非常以此为傲。爵位和姓氏为他打开了一扇方便大门，使他成为关注的焦点，即使在苏联时期，他也总爱强调，与肖洛霍夫、爱伦堡、法捷耶夫不同，“我是一名伯爵”。其次，在俄国没有哪位伯爵在童年过的是平民生活，这种生活经历让他看到了俄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从没有哪个庄稼汉跨入贵族的行列。简直就像棋盘上的棋子“兵”一下子变成了“后”。如此颠覆性的跃升对作家托尔斯泰助益非常大。这也宣告这位炫目人物来头不小。

问：这也引发了铺天盖地的“非法出生”的谣言。与他同时代的人拒绝承认他的伯爵身份，而且为何伊万·蒲宁如此刻薄和嫉妒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我指的是他在流亡期间写的随笔《第三个托尔斯泰》。对于这位作家，还是伯爵，而且还有这样一个姓氏，在革命前的俄国和苏维埃政权时期都曾声名显赫，是否有一种嫉妒的成分？就像常言所说的，“一夜暴富”。

答：我不太认同蒲宁对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态度很差这种说法。你可以比较一下他写的关于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布洛克的文章，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恶意！《第三个托尔斯泰》在我看来，是一篇充满了宽容体恤的回忆录，蒲宁的愤怒，对托尔斯泰的反感，其标志性的脾气，似乎在这个人物的魅力面前融化了，消失了。蒲宁有嫉妒吗？如果有，那多半同托尔斯泰的生活能力、处事能力、逢凶化吉的能力有关，而不是因为文学天赋，蒲宁承认他的这种天分，但仍认为自己更高一筹。好吧，也许对伯爵的头衔有些嫉妒。至于别人拒绝承认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伯爵身份”，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一个真正的伯爵怎么能完成如此华丽的逆袭，直接切换到红色的一面。把这归之为“非法出生”是一种最简单的办法。

流亡期间创作杰出作品

问：你如何看待由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编辑的在柏林出版的流亡者报纸《前夜报》？据说这是由苏俄资助的布尔什维克项目，目的是瓦解海外流亡者。就连1920年代几乎也在流亡的高尔基对这份报纸也很鄙视。

答：是的，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项目，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战争结束了，这个年轻的国家需要专家。《前夜报》是出于宣传目的创办的，目的是为了在流亡者中塑造苏俄的正面形象，并号召流亡者返回自己的祖国。但托尔斯泰并没有为此感到尴尬。他有自己的目标——统一分裂的俄罗斯文学。他想成为统治者和流亡者之间的桥梁。

但他未能得偿所愿。问题不在克里姆林宫，而在巴黎。正是沙俄的流亡者威胁要抵制那些接受苏维埃政权“嗟来之食”的人。顺便说一下，诗人瓦列里·布留索夫的情人尼娜·彼得罗夫斯卡娅因而悲惨地送了命。她去《前夜报》上班，遭到抵制，因而自杀。然而，仅凭《前夜报》发掘了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就可以说这份报纸意义非凡。

问：革命前，托尔斯泰并不算非常耀眼的小说家，更多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剧作家和一战期间的一名战地记者。但在流亡期间，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横空出世！三部曲《苦难历程》的第一部《两姐妹》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一部分，《尼基塔的童年》与列夫·托尔斯泰的《童年》、高尔基的《童年》以及伊万·什梅廖夫的《上帝的夏天》齐名。《阿艾里塔》是一部有趣的科幻小说。这是何等的跨度，何等的艺术天赋！

答：托尔斯泰早期的小说作品也不容低估。是的，他没有成为诗人，但他革命前的小说，比如《伏尔加河左岸》《跛脚的老爷》《图列涅瓦的一周》这些都是一流的。

至于他自己称，如果没有革命，等待他的将是波塔片科这类中庸小说家的命运，这又另当别论。革命给了他苏俄道路主题，苏俄时代主题——现在、过去和未来。但你是对的：他突破了写作天赋的边际。社会心理、历史、政治、奇幻、纪录片、冒险、童话、政论、戏剧……样样精通，天赋被随意差遣，忠实服务于主人，从不让他失望。

问：他于1929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彼得大帝》，卫国战争期间也笔耕不辍，一直写到1945年去世。众所周知，列夫·托尔斯泰曾想写一部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但他未能做到。但“红色伯爵”做到了，很了不起！但他没有写完，没能描述彼得大帝的丰功伟绩。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部小说是对斯大林的颂扬。目的是为了证明，为了崇高的国家目标，手段、暴力、暴政、对臣民的残忍都是正当的。这是真的吗？

答：把斯大林同彼得相提并论，这很难让人认同。为什么没写完《彼得大帝》？因为他不喜欢描述衰老、死亡。彼得处于鼎盛时期对他很重要。他接受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他没有对其做出道德评判。对他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成功还是失败。彼得大帝是一个胜利者，因此对他来说弥足珍贵。而胜利的代价对红色伯爵是次要的。他不会为抽象或具体的人道主义而苦恼。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埃菲社华盛顿1月12日刊发题为《罗伯特·许：调查拜登的保守派特别检察官》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12日宣布，任命拥有资深职业履历的保守派法学家罗伯特·许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在总统乔·拜登的私人住宅和办公室发现的机密文件。

在宣布这一任命的新闻发布会上，加兰将许描述为“拥有长期杰出的检察官职业履历”的专家。

在此之前，许一直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执业。他于2017年被时任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提名为马里兰州联邦检察官，并从2018年开始担任该职，直到2021年辞职。

加兰12日对媒体解释说，许在担任该职期间“处理（司法部）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公职人员腐败的事务，以及其他一些高层事务”。

此前，在2017年至2018年间，他曾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担任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的高级助理。

在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此前担任司法部刑事部门的负责人时，许曾担任过雷的特别助理。

许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在职业生涯早期担任已故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的法律秘书，伦奎斯特由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推举。

带着这样的职业履历，许从现在起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调查一个影响美国现任总统的案件。

在加兰宣布对许的任命之前，白宫和拜登本人承认在他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的私人住宅的车库里发现了他担任副总统（2009-2017年）时期的机密文件。

去年11月，律师在华盛顿智库“宾夕法尼亚拜登外交与全球接触中心”的拜登私人办公室内发现一批机密文件。加兰说，该地点“未获得存放机密文件的授权”。

许将负责调查这些文件，他12日承诺将完成这些任务。他表示，将“以公平公正和冷静的方式”执行这项任务。

许在一份声明中承诺：“我希望能迅速详尽地了解事实，不带惧怕或偏袒，我会不负众望。”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13日刊发题为《总统们和他们的检察官》的文章，作者是彼得·贝克。全文摘编如下：

两年前，拜登总统加入了全世界最高端的俱乐部。本周，他又加入了一个不那么高端的俱乐部——在现代，其规模差不多同样庞大。

一位特别检察官被指派调查在拜登家中和私人办公室发现的机密文件。此事使他成为最新一位接受特别检察官调查的椭圆形办公室主人。

具体说，自从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迫使理查德·尼克松辞职的水门事件以来，除了一位总统之外，其他总统都遭遇过这样一位调查人员调查他们或者同僚，唯一的例外是贝拉克·奥巴马。对有些人来说，事实证明了政治伤害不大。但对其他人来说，调查逐渐损耗甚至威胁到他们的总统任期，至少是一段时间。

这些指控包括不道德行为（据说助手在纽约的夜总会吸食可卡因）和更不道德的行为（总统与前实习生的性丑闻），有地缘政治性质的（白宫用武器交换人质，利用所得资助叛军），也有戏剧性的（一位候选人涉嫌与俄罗斯勾结赢得选举胜利）。

多年来，负责审查白宫的特别检察官调查了有关金融腐败、贿赂、以权谋私、兜售好处和向当局撒谎的指控。以下是精挑细选的总结：

杰拉尔德·福特

几乎没有人记得，福特在担任总统期间被控通过密歇根州的一个共和党组织洗钱。时任司法部长爱德华·利维指派水门事件的最后一位特别检察官查尔斯·拉夫展开调查。

理查德·诺顿·史密斯在即将于4月出版的这位总统的新传记《普通人》中写道：“福特只知道他在报纸上读到的或者在电视上看到的，夜复一夜，随着电视台把这一悬疑事件作为晚间新闻的头条，他越来越恼火。”拉夫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行为，在1976年大选前不久为他恢复名誉。

吉米·卡特

两位特别检察官被指派调查卡特的助手使用可卡因的多项指控，其中包括有传闻说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在纽约“54录音室”夜总会彻夜狂欢时吸食可卡因。两位特别检察官结束调查时，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提出指控。

人们说，水门事件后的疯狂是对乔丹这种专横白宫官员的警示。理查德·科恩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他一上来趾高气扬，然后因为装腔作势而被打垮。”后来，乔丹在下届政府中的继任者詹姆斯·贝克三世剪下这篇文章并收藏起来，把这当成一个教训。

罗纳德·里根

里根政府受到超过六位特别检察官的困扰。按照1978年的一项旨在给予他们更多自主权的法律，他们的头衔变成独立检察官。他们调查总统的一些亲信，比如迈克尔·迪弗和埃德温·米斯三世，但并非所有调查都以提出指控告终。被迫辞去劳工部长一职的雷蒙德·多诺万在洗清名誉后有一句名言：“我去哪个办公室恢复我的名誉？”

最严重的丑闻是伊朗门事件。在该事件中，里根向伊朗提供导弹，以换取伊朗帮助争取释放真主党扣押的人质，白宫则利用所得资金资助尼加拉瓜的反共叛乱分子（尽管国会对此是有限制的）。独立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起诉了多名官员，但没有起诉里根本人，国会也反对弹劾。

乔治·H·W·布什

入主白宫时，曾在里根政府担任副总统的布什仍然在躲避伊朗门的调查，他还指责沃尔什导致他未能连任。在1992年大选前四天，沃尔什发起对里根的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的新指控，提到有记录显示，布什长期坚称他对人质交易的内部反对意见不知情的说法站不住脚。

沃尔什的办公室否认有任何政治动机，但这个时机促使布什阵营确信，检察官试图左右选举结果。在输掉选举后，布什最后的行动之一是赦免了温伯格以及沃尔什起诉的另外五人。但在离职前不久，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指派一位独立检察官，调查时任国务卿贝克的助手审查布什的挑战者比尔·克林顿的护照文件是否违反法律。结果没有提出任何指控。

比尔·克林顿

与里根时代一样，克林顿政府出现大量独立检察官，其中许多人都在调查不同的内阁部长是否吃回扣、存在不正当的利益冲突或者对当局撒谎。但最重要的是肯·斯塔尔调查总统涉及的白水土地交易案。

虽然斯塔尔给几个人定了罪，但他最终没有起诉克林顿或者希拉里。但斯塔尔的调查范围扩大到决定总统是否在一桩性骚扰诉讼中作伪证或者妨碍司法，以掩盖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在西翼的幽会。最终，斯塔尔的报告促使众议院共和党人对克林顿进行弹劾，克林顿随后在参议院的审判中被宣告无罪，主要辩护律师是拉夫。

乔治·W·布什

由于人们认为沃尔什和斯塔尔的调查太过分，所以两党都很高兴地在1999年让独立检察官法失了效。但根据司法部的规定，司法部副部长詹姆斯·科米任命了一位特别检察官，调查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围绕布什出兵伊拉克的决定展开的辩论中泄露身份的事件。

特别检察官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从未因身份泄露事件起诉任何人，但他确实认定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刘易斯·“斯库特”·利比在调查期间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布什为利比减刑，但拒绝了切尼提出的彻底赦免他的要求。在作出判决十多年后，唐纳德·特朗普赦免了利比。

贝拉克·奥巴马

奥巴马是“后水门模式”的唯一例外——他在八年任期内从未面对过特别检察官。不过，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一度指派两位美国律师主导对国家安全泄密事件展开刑事调查。深得奥巴马喜爱的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姆斯·卡特赖特将军服罪，承认他在与记者讨论伊朗核计划一事上对联邦调查局撒了谎。奥巴马后来赦免了他。

唐纳德·特朗普

在看到特别检察官是如何给他的多位前任制造麻烦之后，当特朗普得知罗伯特·米勒三世被指派调查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的关系时，跌坐在椅子上。他说：“天啊，太可怕了。我的总统任期完蛋了。”

这项调查消耗了特朗普两年的总统任期。虽然米勒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表明特朗普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共谋犯罪，但他指出了10起可能妨碍司法的事件，包括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职。但第二次出任司法部长的威廉·巴尔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而且米勒在国会作证时吞吞吐吐的表现有效消除了此事构成的弹劾威胁。

现在，作为前总统，并且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特朗普面对新的特别检察官，后者正在调查他不当处理机密文件和拒绝归还这些文件的行为，以及他引发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行动。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1月12日刊发题为《活跃在TikTok上的西班牙“网红奶奶”》的文章，作者是埃莱娜·穆尼奥斯。全文摘编如下：

2017年8月底，88岁的《权力的游戏》粉丝瓜达卢佩·菲尼亚纳（生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和她的孙女一起观看了这部热播剧的第七季最后一集。在观看过程中，菲尼亚纳不停地评论她在屏幕上看到的剧集情节，而她不知道的是，她的孙女意识到祖母的这股兴奋劲，用手机给她录了一段视频。一位朋友将这段视频上传到了YouTube。“视频得到很多关注，从那以后，我开始录制更多视频。”菲尼亚纳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电话采访时说。她现在已经成为“网红”，在社交媒体上被称为“龙的祖母”。

五年来，菲尼亚纳不仅成为Instagram和TikTok上的明星（分别拥有约15.9万名和32.2万名粉丝），而且还通过参加人气综艺节目《厨艺大师》一跃成为电视明星。“我做了一些羊乳干酪炸丸子，味道很好。节目组选中了我，不是因为那是我的原创菜，而是因为我做这道菜做得很好。”她详细介绍了节目海选被选中的经历。是的，他们选中了她，而且她后来真的赢得比赛。随后，她出版了一本菜谱，甚至几周前还发布了一部短片。该片由菲尼亚纳本人主演，由贝尔塔·加西亚-拉克特执导，伊莎贝尔·科伊克塞特担任联合制片人之一。

菲尼亚纳是高龄挑战数字鸿沟并在互联网上取得成功的西班牙“网红奶奶”之一。这种类型的网红人物在当今时代被视为一股清新的空气，数以百万计对其内容感兴趣的粉丝清楚地证明，社交媒体的泡沫并非由年轻人独享。

“祖孙搭档”最常见

许多“网红奶奶”的背后是支持她们的孙子或孙女，他们负责录制和发布视频以及管理社交媒体账号。在与寻求同“网红奶奶”合作的品牌方打交道时，他们甚至还会充当经纪人。

玛丽·卡门和她的孙子埃克托尔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网红账号“玛丽·卡门奶奶”背后的二人组，该账号在TikTok上拥有约30.5万名粉丝。“我的孙子学的是电影导演专业，他总是拿着摄像机拍这拍那，录制和制作影片。”82岁的卡门说。她出生在莱昂地区，在巴塞罗那生活了60多年。2020年10月，当TikTok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迅速风靡之际，埃克托尔决定将他多年来拍摄祖母的视频上传到该平台。

我们在卡门和埃克托尔录制的视频中能够感受到日常生活的亲和力。从卡门自己收拾旅行箱到她与姐姐恩卡妮塔的重逢，或者她进行康复治疗，这对祖孙搭档展现了亲密的关系，其中并没有家长式作风的色彩，两人就像一对忘年交。

“我就是视频中那样。视频里的一切，我孙子为我记录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我就是那个样子。而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在视频中，你可以看到我穿着长袍，有时衣冠不整，还会发出尖叫。事实证明，只要做你自己，就可以影响到人们。”卡门表示。

在没有商业策略的情况下，TikTok上的“网红奶奶”们成功吸引了与她们孙辈一样年轻甚至更小的受众。这方面的例子包括93岁的“华金娜奶奶”和92岁的“安东尼娅奶奶”等，这两位高龄老人在社交媒体上拥有数以万计的粉丝（前者在TikTok上约有9万粉丝，后者约有13.2万粉丝）。

账号“好心情”的创建人罗莎·巴列霍和她的孙子克里斯蒂安共同建立了一个超过720万成员的网上社区。“祖孙搭档”模式又一次取得成功：一切都是出于偶然，有一个孙辈在幕后负责打理，内容除了使人开心放松之外没有任何矫揉造作。

“起初，我自己一个人开始制作视频。”克里斯蒂安回忆起他第一次发布与祖母互动的视频的确切日期时说道，“那是2013年1月1日。人们很喜欢那条视频。从那以后，我们俩制作了一个又一个视频，没想到她会变得如此出名。事实上，她是在三四年前才变得这么出名的，也就是在新冠大流行之前，这主要得益于TikTok。”

幕后工作不轻松

所有这些“网红奶奶”都声称将她们在互联网上的存在作为一种爱好。“我今年82岁了，我想要的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因为我这一生经历过太多事情，你懂吗？这就像是第二次人生，谁能想到我会在这个年纪出名？”出生在安达卢西亚、近几年一直在略夫雷加特医院疗养的巴列霍说道。

尽管这些网红账号都不是专业媒体项目，但它们背后有很多工作要做：定期制作和发布内容需要付出努力和拿出奉献精神。这些品牌账号，无论是那些针对家庭观众还是那些以年轻观众为目标，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求成为传统网络名人的替代选项。

“实际上所有人都喜欢老年人带来的那种亲切感，因此这类形象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共鸣并产生高参与度。这些品牌账号正在寻求的是摆脱与粉丝互动的传统模式，打造创新内容，从而不仅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还能让他们与内容进行互动。”西班牙一家“网红”行业研究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塞尔希奥·巴雷达·科伊说。

享受与粉丝互动

在80岁以后还能找到自己热衷的娱乐活动的老年人并不多，如果这种爱好又能与社交媒体有关，就更不寻常了，因为老年人大多会面临数字鸿沟问题。数据显示，在西班牙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约76%受到数字鸿沟的困扰。能在高龄成为“技术达人”让“网红奶奶”们得以与年轻且要求苛刻的观众（大多数是数字原住民）建立联系，“网红奶奶”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成功，与大部分老年人所处的孤独境地形成鲜明反差。

菲尼亚纳说，和孙辈们一起玩Instagram时，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女孩。她兴奋地说，她最喜欢的是阅读粉丝们从世界各地发来的信息，有来自纽约的、来自新西兰的、来自厄瓜多尔的、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还有一些甚至不知道来自哪里。“他们给我发送了如此美好的信息，我阅读它们时总会忘了时间。我会一一回复信息，对他们表示感谢。”菲尼亚纳说。

在街头散步或逛菜市场时，“网红奶奶”们经常会遇到索要合影和拥抱的粉丝。巴列霍说：“认识我的人很多，孩子和老人都会找我合影。他们会问，‘您就是TikTok上的那个奶奶吧？’”卡门也注意到屏幕之外大众对她的喜爱，她随时准备与粉丝合影。她还记得在马德里发生的一件轶事，“粉丝们在一条大街上拦住我，一拨接一拨地索要合影。在另一条街上，一个金发女孩抱住我，然后哭了起来。我也感动地哭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带着泪水的美妙拥抱”。